[凯迪周刊] 浅析“道德暴力”
在中国，谈论道德是一件不那么道德的事情，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，则完全拜“道德暴力”所赐。
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，与其他意识形态一样，道德是不可量化的，也很难界定，正因为如此，道德问题才被很多人关注并引起争论，与这些行为相比，“道德暴力”是一种最恶劣的形式。
为何会产生“道德暴力”？要解释这个问题，首先必须了解“道德暴力”。
“道德暴力”在中国，多以多数人的道德观对少数人的道德观形成恶意的逼迫表现出来，即“多数人暴政”，因为中国人的从众心态较之西方要严重得多，如“鼓掌现象”，再如“个人服从集体”、“少数服从多数”，同时，“道德暴力”也与权力暴力不无关系，如“稳定压倒一切”、“国家利益高于一切”，实际上，经济暴力、司法暴力也在助长“道德暴力”的发展，因此，把“道德暴力”的根源归咎于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，因为以上的这些因素只是副产品，是“道德暴力”的助燃剂，所以，“道德暴力”只能从道德本身中去寻找根源，它产生于道德，亦挟制道德，但本质则是暴力，它最终将使道德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。
在我们的国家，“道德暴力”是无处不在的，当国家遭遇重大变故时，其体现愈发具有代表性，从最近发生的汶川地震中，就有很多鲜明的例子，如：
有人列出了某些“铁公鸡”公司的名单（基本上是外资），并予以积极传播，其用意显然是抵制，在某些地方，也的确发生了对这些公司的行为暴力；
有人将各国捐款金额排出座次，对捐款少者极尽揶揄讽刺之能势，并最终遭致一些国家的反感与愤怒，实际上，这样的“捐款座次”即不科学，也不客观（当然，更无必要）。
某教师在地震之时首先逃跑，并遭至抨击（可以想象，这样的抨击显然时非常义愤填膺的），但该教师又从道德高度予以反驳，认为此举并非不道德，甚至引用《圣经》，阐述逃跑的合理性。
在以上3个例子中，“道德暴力”成为了“中心思想”，它们的共性就是：一些人自认为在道德方面具有某种优势，另一群人则恰恰相反，于是，（自认为的）优势者便毫不留情地向劣势者发动道德攻势，在攻势中，优势者似乎更“道德”，劣势者似乎更卑劣，这样的游戏反过来又促使更多的人加入，因为如此一来，便也能更道德了。
有趣的是，在“道德暴力”之中，“施暴者”大部分并非有什么货真价实的道德资本，他们的这种道德优势与其说是凭借行为争取的，不如说是凭借想象争取的，比如，“施暴者”们经常自诩“假如我在XX（“道德劣势”者曾处在的）情况下，我就一定…”或者“他（“道德劣势”者）应该…，有良知者都应该这样。”
还有一种“道德暴力”的“施暴者”，他们的资本往往更加充分一些，但正因为如此，他们的“道德暴力”行为更加显得理所当然，而他们的（道德暴力）行为，更加不会受到质疑。
就这样，在人们理应反思、悲痛的时候，“道德暴力”却把浮躁与暴躁带给了大家，甚至产生了在“道德暴力”中“以暴易暴”的现象，在以上所举的第3个例子中，“多数人暴力”对某教师的逃跑行为无情地进行鞭挞，而后者也利用道德把自己置于理所应当的无辜地位，并以此来谴责其他人，形成了另一种“道德暴力”，这其中的逻辑虽然非常清晰，但引起的思辨则不那么易于理解。
由此，我们不难看出“道德暴力”的普遍规律，即利用道德差异营造道德的优越感，来取得暴力的资本与理由。但是，前文已经阐述，道德是无法量化的，无法量化就无法对比，无从分清个中优劣，不过，也正因为如此，“道德暴力”的始作俑者们才乐于攀爬道德的制高点（无论是凭借想象还是凭借真实的功绩），去获得实际上并不能分清优劣的“优秀奖”，他们争夺这个奖项是如此劲头十足，以至于往往忘记了——宽容，也是道德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所以，我们可以说，道德的优越感是道德暴力产生的第一步，也是最后一步，这种优越感一旦出现，道德就必然沦丧，因为道德如果能够分出高低，那么所有人都会发现（或者愿意发现）有比他们道德还要“低”的人，道德的底线也就随之不复存在，道德的底线如果不存在，那么它就如同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滋生腐败一样，滋生出道德暴力来。
事实上，道德差异是想象中的差异，这种差异是否存在，是一个注定不能得到解决的问题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，生活环境、教育程度、思维方式、处世原则均各不相同，因此面对相同的事物，其反映也必然各不相同，如果再加上道德举动的初衷，那么，我们所面对的，就是一个根本无从下手的谜题，其答案，连当事者本人都难以得出，为何烦劳头脑简单的 “施暴者”做出道德上的结论呢？
因此，我们有理由得出这个结论，即：“道德暴力”的根源在于某些人所认为的道德差异，而道德差异如果存在的话，也决不是人的智慧能够评判的，如果人热忠于评判，那么，人就是在力图扮演“审判者”的角色，并由此自以为是，假冒为善，而“内圣”必然导致 “外王”，从而产生暴力，使人向恶，显露出人本来的“罪性”。
不难想象，那些在道德上高谈阔论的人们，实际上正是在营造这样一个可怕的景象，这一景象，从《创世记》中就已经开始了。
上帝造亚当、夏娃于伊甸园中，并吩咐他们：（那善恶树上的果子）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（创3：3）。但后来蛇引诱夏娃，夏娃又引诱亚当，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于是“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（创3：7）”。
为什么导致人类原罪（也就是“死”）的原因仅仅在于吃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？那果子又不是“罪恶之果”，能够分别善恶难道不是能够更好的抑恶扬善吗？为什么吃掉了它，善并未出现，而导致了“死”呢？
这是一个“罪的起源”的问题，也是注定要永远困扰人类的问题，但通过简单的逻辑，仍可领略到《圣经》中这一章节的大智慧：能够区分善恶并不代表不作恶，相反，它能够导致更大的恶——伪善，人在偷尝禁果之时实际上已经作恶（违反神的命令），通过这一罪行所获得的分别善恶的能力也就成了恶的果实，为恶所服务，其对善的辨别能力实际上已经成了伪装善良的能力。如在偷尝禁果之前，亚当夏娃“赤身露体并不羞耻（创2：25）”，而犯罪之后，他们“拿无花果树的叶子，为自己编作裙子（创3：7）”——分别善恶的人首先要做的，就是遮挡自己的羞耻。
而故事再往后发展，恶的罪孽，便不断的产生了，面对神的质问，亚当说“你所赐给我、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（创3：12）。”夏娃说“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（创3：12）。”——分别善恶的人所做的，竟是推卸自己犯罪的责任，首先推卸给神，其次推卸给别人，最后再推卸给其他客观因素：亚当认为，自己无罪，神与夏娃才有罪，而夏娃也认为自己无罪，蛇才有罪，于是，人永远是无辜的，没有错误的，也就是正确的，善良的，无罪的，把这个道理再延伸一步，也就可以说，人是有权柄的，是可以给别人定罪的——这难道不是那些“道德暴力”的倡导者们所一贯的腔调和嘴脸吗？
就这样，道德暴力延伸开来了，并大行其道，有些人认为自己有觉悟，所以应当统治百姓；有些人认为自己有思想，所以应当要求人民；有些人认为自己高尚，所以别人应当卑劣；有些人认为自己善良，所以应当审判罪人；有些人认为自己先进，所以应当代表；有些人认为自己明智，所以应当权威。他们可以随意杀人、发动战争、压制自由、制造偶像，其制胜法宝无一不是道德暴力，这种暴力可以教人做☆☆、当炮灰，成为牺牲品，也可以制造崇拜，赢得赞誉，崇高者无不光荣伟大正确且主流大多数，低劣者无不下流阴险可耻并逆流一小撮，如果有人质疑，诛心也罢、漫骂也罢、侮辱也罢，均是一哄而起的道德暴力，先把他批倒批臭，其余的暴力，自然会有相应的伺候。
道德暴力，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痛，当我们不得不在暴力下鼓掌、失声、颤抖、扭曲的时候，我们自己有时就成了不自觉的“施暴者”，因为我们会羡慕道德“高尚” 者的荣耀，惧怕道德劣势者的惨遇，从而忘记了自己的原罪，乐于攀爬道德的巴别塔，尽管不会爬得很高，但也足以使我们自觉地向下扫射，并毫不留情，我们可以以忠义为名吃人，从现实中的袁崇焕到文学中的《狂人日记》，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杀死无罪的人，从遇罗克到林昭，我们可以方便地忘记许多事，“宽恕”许多罪，省却许多忏悔，进而从不背负责任，亦可以向可怜的人安全的倾泻怒火，为自己的软弱增添“勇气”。
可以说，道德暴力在哪里出现，道德就在哪里消失，如同“黑暗却不接受光（约1：5）”，只有人人承认自己的罪，才能够消除所谓的道德差异与道德差距，进而彻底否定道德优越感，最终让道德暴力绝迹。
我们不要急着去区分善恶，并随之划线站队，因为我们都站在恶的一方，无须自我辩解与自我掩护；我们不要去热心地清算别人，而是要为自己忏悔。我们——必须承认黑暗，方可认知光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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